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魏晉南北朝史專家王仲犖簡介 他的個人生活是什么樣的

時間:2019-03-24 19:56:26 作者: 來源:51區未解之謎網 手機閱讀

  王仲犖(1913—1986年),浙江余姚人。1937年畢業于上海正風文學院。曾任上海太炎文學院、中央大學、山東大學教授。建國后,歷任山東大學教授、歷史系主任,中國唐史學會第一、二屆副理事長,山東省史學會第一、二屆理事長,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成員,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一屆學科評議組成員。專于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史。著有《魏晉南北朝史》、《隋唐五代史》、《關于中國奴隸社會的瓦解及封建關系的形成問題》、《北周六典》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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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個人生活

  愛好詩文

  先生自幼愛好詩文,在上海正風文學院求學期間,因詩寫得好,得到章太炎先生的賞識,收為晚年弟子,章先生對他的影響甚大。30年代初,開始走上學術研究道路時,曾向章先生請教治學方向,老師告訴他“民族危亡關頭,欲保種姓,必須熱愛祖國歷史。”王先生從此明確意識到史學研究與祖國命運的密切關系,樹立起為復興民族而治史的崇高信念,而且為此奮斗了一生。

  為人師表

  王仲犖先生桃李遍天下,山大現有許多老師都是他的弟子。先生逝世后,他的弟子兼同事,山大歷史系教授鄭佩欣先生有挽聯云:

  “有遺著四百萬字 育齊魯三千英才”

  先生非常愛護學生,早在中央大學任教時,就因支持學生民主運動,受到排斥。在山大任教期間,經常拿出自己的微薄工資接濟學生。對于學生的困難,他總是熱心地給以解決。他總是將學生的事看作自己的事情,對學生的關心甚于對自己的關心。他視學生如己出,倘若學生犯了錯誤,他首先做的是自責,然后才去教育學生。

  在先生心目中,學生的前途是最重要的。齊濤先生(現任山東省教育廳廳長、黨組書記,省委高校工委書記,省社科聯副主席,曾主編高等院校文科教材《中國古代史》)是他的學生,學校本來安排他讀完碩士之后接替王先生的夫人鄭宜秀教授的工作,以便鄭老師有時間更好地照顧王先生(先生當時有心臟病),但先生看出齊濤是個人才,不愿因為自己影響他日后的錦繡前程,并未接受學校的安排,還不顧自己的身體狀況,繼續教導齊濤,直到先生病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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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北京師范大學教授啟功先生聞王仲犖先生病逝,撰有挽聯:

  直諒多聞,是為益友。

  精勤蓋代,無愧宗師。

  平凡生活

  先生拼搏奮斗了一生,成就了他光輝的業績。先生不僅有著偉大的一面,也有著自己平凡的生活。

  先生生活簡樸,當年與鄭宜秀老師結婚時,其家當只有一件替換的破夾襖。家里的水泥地板壞了,自己找來工具,親手修好。

  先生秉性耿直,做人極有原則。一次開會,領導不公平處理一件事,先生馬上就站起來:“給我找車子,我身體不好,要回家了。”先生并不怕因此而得罪領導。因為王先生德高望重,許多領導經常看望他,他也從來不回訪,有人貼大字報說他架子大,稱他為“祖師爺”,他也一笑置之。

  仲犖先生又是個極為重感情的人。對于自己的恩師章太炎先生,他一生仰慕和尊敬,即使到了晚年,仍然對恩師有著深沉真摯的懷念之情。他認為“太炎先生是一個被臺灣海峽兩邊政治家和歷史家誤會,冷淡了許久的歷史人物”,“現在對太炎先生的評價,有許多不實之處,不公之論,是應當矯枉的。”為了澄清事實,他不辭辛勞的撰寫了“太炎先生二三事”,后又參與編輯《章太炎全集》,在去世前十余天,還在病榻上與華中師范大學校長章開沅教授談《章太炎全集》出版和章太炎先生的家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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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先生一生交友廣泛,而且和朋友感情極好,大概是先生是重感情的緣故。如果朋友有困難,先生總是想盡辦法,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幫助朋友。在山大,先生和童書業先生過往甚密。童先生很喜歡吃蛋炒飯,仲犖先生就經常親自做給童先生吃。文革時先生和童先生都遭到批判,在這種艱難的環境中,兩個人相互扶持,共同經歷了風風雨雨,建立了深厚的友誼。1968年童先生因病逝世,先生悲痛不已。

  先生對山大也很有感情。當年北大三次來邀請王先生去北大任教,先生都拒絕了,畢竟在山大已經呆了幾十年,有了感情,用先生自己的話來說“山大已經成為我的第二故鄉了”。胡馬依北風,越鳥巢南枝,先生又怎么舍得山大呢!

  先生不僅是個好學生,是位好老師,是可以相交的好朋友,他更是一位好丈夫,好父親。先生很愛家,也很會照顧家人。和鄭宜秀老師結婚三十余載,相濡以沫,恩愛逾常。相互扶持,互敬互愛,共同走過艱難的歲月。因為鄭宜秀老師的工作比較忙,先生就主動負責起照顧家和孩子的工作,用行動來支持鄭宜秀老師。在孩子眼里,王仲犖先生是個慈父,他對待子女很民主,支持孩子自己的想法和做法,并且恰當地給予正確的引導。因為先生總是很風趣,說話很幽默,所以家里總是洋溢著祥和歡樂的氣息。

  仲犖先生正是這樣一個人,一個雖然平凡卻處處閃著耀眼光芒的人。

  捍衛民族尊嚴

  1936年,章太炎先生在蘇州病逝,臨死前立下遺囑“設有異族入主中夏,世世孫孫毋食其官俸。”這幾句話雖然是對他的兒女說的,但王先生身體力行,用實際行動捍衛了中華民族的尊嚴。

  1937年,抗日戰爭爆發。1938年,先生從浙江老家回到被日軍占領的上海,和一批進步人士在租界創建了太炎文學院,王先生任院長秘書室主任兼中國通史教授,講授中華三千年歷史(民國通用教材)。課堂上,先生意氣風發,慷慨陳詞,極大激發了學生的愛國熱情。日偽當局對此極為恐懼,起先以“號召抗日”等罪名加以責難,繼而給先生寄去了裝有子彈的信函。雖然受到如此恫嚇,先生卻泰然處之,繼續走自己的路。直到1940年,汪偽政權粉墨登場,太炎文學院為避免成為汪偽政府的文化工具,宣布解散,先生就此離開上海。

  1940年底,先生抵達昆明,任云貴監察使李印泉(章太炎先生的盟兄弟)的秘書。1942年,怒江前線告急,適逢先生身染虐疾,十分虛弱,但仍然堅持和李印泉先生赴保山龍城等地參與指揮抗擊日軍。當前線統帥部決定撤軍回昆明時,先生極力反對,并正確分析了敵我形勢,指出我方優勢,在印泉先生的大力支持下,統帥部最終采納了王先生的建議。固守怒江,給日軍以沉重打擊。

  1942年底,先生赴重慶中央大學任教,1945年,中央大學遷至南京。南京當時處在內戰前線,學生運動此起彼伏,先生支持學生民主運動,中央大學當局對此甚為不滿,于1947年解聘六大教授,先生當然不能幸免。1947年春,時年34歲的王仲犖先生北上青島任教于山東大學,直到逝世,在山大教書近40年。

  在山大教學的生涯中,先生雖然一心鉆研學術,但是并非兩耳不聞窗外事,他仍然十分關心國家命運,關注著共和國的成長。1976年,“四五”事件發生,先生曾詩云:“天安門前花如雪,烈士碑成墮淚碑,總理有靈應喜甚,中華個個好男兒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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